翡翠的起源与演变：文献中的翡翠解读

翡翠的历史溯源——文献中的“翡翠”辨析

郑育宇，许博，余晓艳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北京 100083

翡翠作为国人熟知的一种玉石矿物，其宝石学性质已经基本明确，但它在中国的使用历史的起源却莫衷一是。“翡翠”一词由来已久，在周、汉、南北朝、宋、明、清各个时期的文字资料中都发现过它的身影，但该词究竟何时开始用来指代如今这种玉石矿物一直众说纷纭，至今并无定论。本文收录以往众多学者争议焦点，根据文字资料的背景、内容和文法的约束逐一讨论，并综述中国翡翠使用历史的认知现状。

1、周朝至三国时期记载的“翡翠”

“翡翠”一词最早在周朝时期就已出现，《逸周书•卷七•王会解》记载：“仓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这表明周朝时仓吾古国存在“翡翠”这种鸟，并取翠羽向周朝入贡。后文也写伊尹朝时让南方诸国“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

从史籍文赋中的“翡翠”使用情况表1，1—17条）可知，周朝至三国时期，“翡翠”主要为鸟类的形象，一般作为美好的事物被歌颂，或者作为珍宝常和犀象、玳瑁（瑇瑁）、孔雀、珊瑚等有机物一起出现，区别于珠玉、金铁等无机物。另外，“翡翠”也表示翠羽饰品，如在《韩非子》买椟还珠的故事中作为饰品的连接物，在贾邹枚路传》中作为秦皇陵中的饰品，在《招魂》中用以形容华被。

然而，班固的《西都赋》和沿袭他的《西京赋》中出现的“翡翠火齐”却出现了不一样的理解，甚至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和“翡翠”并举的“火齐”“悬黎”“垂棘”都已确定是宝石类。因此章鸿钊先生[1]认为此时的“翡翠”也指宝石类；王春云[2]认为火齐是指云母，并非美玉，而且薄如蝉翼，所以并举的“翡翠”指翠羽；许净瞳[3]根据李善对此二赋的注解——“《汉书》曰: 孝成赵皇后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认为《汉书》和《西都赋》的同一作者班固在形容宫室时所用的“翡翠”和翠羽等同。

2、魏晋南北朝时期史籍中的“翡翠”

成书于唐的《晋书•舆服志》中有两处提及“翡翠”一词。书中在描述皇帝冕旒时，说明依古礼旒应为十二玉串，用真白玉珠，但晋朝南迁之后，用度匮乏，“冕饰以翡翠珊瑚杂珠”。由于其明确表示冕旒应该是珠串，所以引起学者争议，认为这里的“翡翠”应是指矿物宝石类。然而后文在描述皇后先蚕时佩戴的簪珥、步摇时，却明确表示“翡翠”为毛羽类（表1，19条）。在同一章中，而且都用在大典饰品之上，“翡翠”一词却分指两意，让人疑虑重重。

同样成书于唐的《通典》中记载东晋因为岭外“翡翠、明珠、犀象”等物富饶，朝廷以此为利，此处的“翡翠”应也指鸟。

（表1 史籍文赋中“翡翠”一词的使用情况）

更大的争议来自于成书于梁朝时的《玉台新咏•序》中的描述，徐陵在书中写道：“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章鸿钊先生[1]认为从文法字面意思来看，用翡翠对琉璃，应该是矿物宝石类，而且笔床应没有用鸟羽做成的，之后牛秉钺[4]、奥岩[5]等都认为此观点正确。另外王春云[2]认为翡翠笔床无法发墨，应该理解为放置翡翠羽毛笔的床。但张仁山[6, 7]考证笔床的意思为笔押，即笔匣。该文同样引用《艺文类聚》，但认为“翡翠”解为翠羽，是装饰笔床的，而非翠羽笔。笔者认为诗文中词语对仗未必语义也对仗，如“潜褰翡翠帷，瞥见珊瑚树”，翡翠和珊瑚对仗，翡翠帷是翠羽做的帘帐，珊瑚树却指有机生物。由于诗文题材的对仗要求，词语对仗语义不对仗的情况很多见。由《艺文类聚•笔》对汉末笔匣的描述“发以翡翠”可知，翡翠（翠羽）也可以作为笔匣的装饰品，所以此处将翡翠理解为笔 床的装饰物也未尝不可。同时像明朝陈子升“南中翡翠笔床飞”一句将翡翠理解为笔床上的图案、纹样也未尝不可。

由以上分析可知，史籍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翡翠”最明确的释义仍是翠羽和鸟名，而且翠羽已运用到首饰（如簪、珥、步摇）中。

3、五代至宋时期史籍中的“翡翠”

《旧五代史•后唐•庄宗纪一》中有“因赐鸂鶒酒卮、翡翠盘”一句，字面意思看来翡翠是指宝石或形制。《新五代史•世家•吴世家第一》中出现“玉砚、 马脑碗、翡翠瓶”，后来的《宋史•列传•卷二十》中也提到：“重进入其家，得玉砚、玉杯盘、水晶盏、玛瑙碗、翡翠瓶以献”，这一段写的是周世宗柴荣征淮南时，刘重进在杨氏家中得到的器物，翡翠和玉、 玛瑙、水晶并举，似乎指的是矿物玉石类。

然而后来的《宋史》中四次提到翡翠，却都明确表达为禽兽羽毛，并且因为觉得太过侈靡，禁止采用。另外，在记述于阗国贡品时，也将翡翠与珊 瑚、象牙等有机物并举，也应指生物。但杜绾在《云林石谱》“于阗石”条目下记载的“翡翠”却是和金 星石（青金石）并举的玉石，可以削金。

此外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载:“余家有一玉罂，形制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圣俞以为碧玉。在颖州时，尝以示僚属，坐有兵马钤辖邓保吉者，真宗朝老内臣也。识之曰，此宝器也，谓之翡翠。云禁中宝物皆藏宜圣库，库中有翡翠盏一只，所以识也。其后予偶以金环于罂腹信手磨之，金屑纷纷而落，如砚中磨墨，始知翡翠能屑金也”。这段记载也表明宋朝时期有种名为“翡翠”的矿物可以削金，而且少有人知。

4、明朝时期史籍中的“翡翠”

《明史•志•卷四十二》中关于洪武朝时皇后冠服写道：“其冠圆匡，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数如之”，说明凤冠上覆盖镶嵌有“翡翠”。到明中晚期后，凤冠形制出现改变，明神宗定陵中出土有凤冠四件，其上龙凤数目已发生改变，以孝靖皇后三龙二凤冠为例，凤冠满饰翠云八十片（点翠），但据罗涵[8] 检测，整件凤冠宝石众多，却并未发现翡翠，因此可推测《明史》中的“冒以翡翠”应是指点翠。《定陵》[9] 中对定陵出土的部分宝玉石鉴定结果有：黄色蓝宝石、蓝宝石、红宝石、猫眼、祖母绿、东陵石、蛇纹石质玉，但没有翡翠出现。根据目前鉴定结果，在明朝后期，明神宗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48年）的一位皇帝，其墓葬中也尚未发现有翡翠的存在。

明初金幼孜的《皇都大一统赋》中有“翡翠琉璃，玛瑙珊瑚”一句，根据皇后冠服点翠的使用可知内帑中所藏翡翠应指点翠首饰。《明史•列传•卷 一百一十》中也有“复取金珠、翡翠、象牙馈冯保及居正家人游七”，根据殷正茂历任广西、云南、湖广兵备副使、江西按察使，并且曾在两广地区主持剿叛事务，可以推测和金珠、象牙并举的“翡翠”指出自广西的翠羽。

明朝时期也有关于矿物“翡翠”的记载，而且一定程度上承继和解释了五代至宋时期的矿物“翡翠”。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金石卷》金星石的条目下写到：“又歙州砚石，亦有金星、银星者。琼州亦出金星石，皆可做砚。翡翠石能屑金，亦名金星石。此皆名同物异也”。大意是除了他所详解的可以用做药物的礞石类的金星石（青金石）外，还有歙州砚石、琼州可以做砚的石头和“翡翠”这三种石头也被叫做金星石，这些石头都是名字相同但并不是同一物。特别指出“翡翠”因为能削金，所以才叫做金星石。由李时珍所述可以知道 ：①“翡翠”是一种矿物，特性是能削金；②“翡翠”也叫金星石，但和李时珍正文描述的金星石（青金石）不同。结合《云林石谱》和《本草纲目》解读宋朝的“翡翠”可以发现，“金星石”和“屑金”的性质是两本书中“翡翠”联系的纽带，也说明到明朝这种矿物仍然存在，它产 于于阗，但是并不是金星石（青金石），或许正是因为产地相同而误用同名。然而，张仁山[6, 7]却恰恰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认为宋朝的“翡翠”指的是青金石，这应是对文献的误读了。

《徐霞客游记》为记述明晚期地理地貌的著述，记述徐霞客公元1613年至1639年间的旅行，成书于公元1642年。书中《江右游日记五》中“北瞰郡城，琉璃映日；西瞻麻峤，翡翠插天”一句和《滇游日记五》“其中翡翠层层，皆南环西转，而接于西南巨峰”一句当中的“翡翠”当指绿色山峰。但在后来的《滇游日记二十七》《滇游日记三十五》和《滇游日记三十六》三篇中明确表示有“缅货”“碧玉”“翠 生石”，按其描述特征应属缅甸产的翡翠玉石，但并不被称为“翡翠”。

《滇游日记二十七》写道：“既而辞吕，观永昌贾人宝石、琥珀及翠生石诸物”，这说明“翠生石”在大理城也有流通，而且来源于永昌府（今保山市及腾冲等地）商人。《滇游日记三十五》写道：“潘生一桂虽青衿秀才，而走缅甸，家多缅货。时倪按君命承差来觅碧玉，潘苦之，故屡屡避客”，大意是有一名叫潘一桂的秀才家中多有缅产的“碧玉”，因为皇差索求过多，常常避客。在十三日雨停之后 徐霞客到苏姓青衿家中看玉，并描写“苏有碧玉，皆为簪，但色太沉”，后又写潘生送翠生石二块。

《滇游日记三十六》中写道：“二十五日晓霁。崔君来候余餐，与之同入市，买琥珀绿虫。又有顾生者，崔之友也，导往碾玉者家，欲碾翠生石印池杯，不遇，期明晨至。二十六日崔、顾同碾玉者来，以翠生石界之。二印池、一杯子，碾价一两五钱，盖工作之费逾于买价矣，以石重不便于行，故强就之。此石乃潘生所送者。先一石白多而间有翠点，而翠色鲜艳，逾于常石。人皆以翠少弃之，间用搪抵上司取索，皆不用之。余反喜其翠，以白质而显，故取之。潘谓此石无用，又取一纯翠者送余，以为妙品，余反见其黯然无光也。今命工以白质者为二池，以纯翠者为杯子。时囊中已无银，以丽江银杯一只，重二两余”。大意就是徐霞客想将潘生所送的“翠生石”加工成两个印池和一个杯子，其中一块翠生石 白色部分多，分布有鲜艳的绿点，当时人们认为这种石头绿色少而不喜欢，但徐霞客反而认为白色底色更突显出绿色鲜艳，另一块石头是满绿，但黯淡无光。最后徐霞客用白色的石头制作了两块印池，纯绿的做了一只杯子，工费一两五钱，比石价更高。

根据《滇游日记》的记述，“翠生石”的流通范围有云南境内的大理府和永昌府（腾冲县），还作为宫廷采买物品。《滇游日记三十五》和《滇游日记 三十六》的写成时间晚于《江右游日记五》和《滇游日记五》，而且根据徐霞客对“翠生石”品质的判断，可以推测出他在来云南之前不熟悉“翠生石”，而徐霞客是足迹天下的地理专家，这说明此种玉石流通范围有限，而后文对“翠生石”特征的描写再加上其产地为缅甸，当知这种缅甸玉石应为翡翠，而且此时产业已经相对成熟，不是萌芽阶段，从业者对于“翠生石”的品质有一定的判断标准，玉雕工艺也较为成熟，可以制作发簪、印池、杯子等不同玉器。

5、清朝时期宫廷记录中的“翡翠”

据杨伯达[10,11]，内廷档案表明内廷最早的玉石翡翠记录是雍正十一年（1733）云南巡抚张允隋进贡永昌碧玉一具。这说明翡翠进入宫廷最晚在清朝雍正时期，但是一开始并不称为翡翠，雍正时期称“永昌碧玉”。乾隆三十六年（1771）三月二十七日第一次出现明确指代玉石的“翡翠”词条的记录—— 《杂录档》记载赵文璧进翡翠屏一件，此后内廷官吏多称为翡翠、绿玉（如“翡翠翎管”“翡翠烟壶”“桃 形绿玉砚”）。但是滇省官员进贡习惯称之为“云南玉”“永昌碧玉”“滇玉”“云玉”（如“云玉鼻烟壶”），为突出是土贡。

据杨伯达[10]，清宫造办处《清档》记载：“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太监胡世杰交云南玉腰圆手镯一只”“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八日交彰宝呈进的云南玉佛手洗一件”。《贡档》中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二十一日云贵总督图思清的年贡记录有：“奉旨驳出交伊差人领去的有，滇玉太平有象花尊、滇玉双耳瓶、滇玉灵芝花插、滇玉荷叶洗、滇玉松柏灵芝笔筒、滇玉水盛、霞洗、笔架、镜嵌、滇玉扁盒。”

乾隆四十四年记载驳出长芦盐政西宁所进翡翠花觚成件，江苏巡抚吴坛所进五月端午贡内翡翠花觚一件，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月二十六日九江关监督额尔登布所进翡翠暗花扳指二十六只。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1793）记载：“云南翡翠玉，当时不以玉视之，不过如蓝田干黄，强名以玉耳，今则以为珍玩，价远出真玉上矣”。《阅微草堂笔记》成书于乾隆晚期，纪昀死于嘉庆十年（1805），这说明了在乾隆初到嘉庆朝翡翠市场十分繁荣，逐渐深入人心，价格迅速增长。

据张竹邦[12]，缅甸对清王朝的朝贡从康熙元年（1622）恢复贡道经过云南腾冲，其中明确记有缅甸玉石的有以下几次：乾隆五十七年（1792）贡品有“玉石佛像”；乾隆五十八年（1793）贡品中有缅石寿佛；乾隆六十年（1795）贡品中有“缅石长寿佛”一个；道光四年（1824）缅甸贡品有“水绿玉子”；道光十三年（1808）年贡品有“玉石两块”；咸丰三年（1853）贡品中有“玉石2个”；光绪元年（1875）缅甸王孟顿遣使入贡，贡品中有“玉石”三块。

自嘉庆朝以后，随着翡翠的认可度逐渐提高，特别是到清晚期后，由于慈禧太后偏爱翡翠，宫廷中翡翠的使用到达巅峰。据统计，1873——1878年间从广州海关进口的翡翠玉石原料达到816吨[13]。清末进士寸开泰在《腾越乡土志》中写道：“腾为萃数，玉工满千，制为器皿，发售粤东、上海、闽、浙、京都”。

6、讨论和结论

章鸿钊先生[1]和牛秉钺[4]都认为周朝、汉朝时可能有翡翠出现，然而根据李善的注解，“翡翠火齐”在作为宫室的装饰物时，指翠羽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翡翠使用历史的起源是周、汉的说法[14-17]有待其余证据证明。

许净瞳[3]认为东晋时出现一种叫做“翡翠”的矿物，指代颜色和翠鸟羽毛类似的玉石，依据是冕旒是珠串，不可能用轻浮的鸟羽来替代。但是笔者考证同一章中皇后先蚕的簪珥、步摇明确表明“翡翠”是指翠羽，而且从魏晋南北朝的诗词统计中发现此时期翠羽首饰已经出现且普遍使用。至于《玉台新咏•序》中备受争议的“翡翠笔床”，根据《艺文类聚•笔》中对笔匣的描写和明朝陈子升的理解，“翡翠”指翠羽作为笔床的装饰物，或者作为图案、 纹样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翡翠使用历史的起源是两 晋南北朝的说法存疑。

《旧五代史•后唐•庄宗纪一》中的“翡翠盘”、《新五代史•世家•吴世家第一》中的“翡翠瓶”、《册府元龟•帝王部》中的“翡翠爵”、杜绾《云林石谱》记载的“于阗翡翠”、欧阳修《归田录》记载的“翡翠玉罂”以及李时珍《本草纲目•金石部十》中的“翡翠”都证明在五代至宋时期出现了一种名为“翡翠”的矿物，也叫作金星石，但是名同物异，不是指青 金石。这种矿物的特性是屑金，不论此特性的科学性如何，它将此时期文献中的“翡翠”与矿物联系到一起。但这种矿物和如今的玉石翡翠是否是同一种矿物仍待商榷。

结合《徐霞客游记》和清朝宫廷记录来看，“翡翠发现在明朝，繁荣在清朝”的观点[13, 18-25]似乎脉络更为清晰。在《徐霞客游记》中玉石翡翠被称为“翠生石”“碧玉”；在清宫档案中，玉石翡翠第一次于雍正十一年（1733）出现被称为“永昌碧玉”；在乾隆时期它有“云南玉”“滇玉”“缅石”诸多称谓，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才第一次被称为翡翠；在道光时期它也有“水绿玉子”之名。宫廷档案中还有“云玉”“翠根子”“翠玉”“绿玉”诸多称谓。这种名称的演变伴随的是认知的普及和市场的繁荣。这种发展的历程对于解释翡翠使 用的起源更为合理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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