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历史揭秘：盐源的“五所四司三马头”

泸沽湖的王妃岛

第七节 盐源“五所四司三马头”

盐源县盛产井盐，汉唐以来纳西族一直活跃在该地，汉立定笮县，唐立昆明县，元始设土千户：

“柏兴府，昔摩沙夷所居……元至十年（1273年）其盐井摩沙酋罗罗将鹿鹿、菇库内附。十四年（1277年）立盐井管民千户。”[1]

明设所、司等土官：

“洪武中，改为柏兴千户所，旋改盐井卫，又于二井置盐课司。永乐五年（1407年）设马剌长官司，其村落多白夷居之，长官世阿氏，洪武时归附，授世职，地接云南北胜州，称庶富，人亦抚驯；打冲河守御中左千户所，其土千户剌兀，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征贾哈喇效顺来归，其子剌马非，复贡马赴京，授本所副千户。永乐十一年（1413年）升正，以别于四所。”[2]

清代，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和雍正初年，对分别来投诚的各土司土官，仍授以各种名号的官职，号称“五所四司三马头”。

五所：

左所土千户喇氏

中所土千户喇氏

右所土千户八氏

前所土百户阿氏

后所土百户白氏

四司：

木里安抚司喇嘛项氏

瓜别安抚司己氏

古柏树巡城兵马司（土千户）郎氏

马喇长官司阿氏

三马头：

荜苴芦土目葛氏

阿撒土目

禄马六槽土目

以上土官，除木里项氏（藏族）、马喇阿氏（傣族）外，其余都是“麽些”人[3]。

一、左所土千户

左所土千户是盐源诸土司中历史比较久远，实力比较强大，所管“麽些”较多，社会制度比较典型的一个土司。

（一）土司的兴衰

左所土千户在明朝初年至嘉靖年间极为活跃，曾与云南永宁土司发生长时间冲突，其事已如前述。

明代第一任土司喇兀（喇他、喇马塔）立过战功，第二任土司喇马非曾进京见过皇帝。据嘉靖十四年（1535年）滇川两省处理盐井卫所、前二所与云南永宁、丽江府协议：

“盐井卫左所土官刺马仁管下村寨五十三处：著落地、哭柏村、束瓦村、白耳寨、卧罗村、四卜瓦村、竹卜瓦村、瓦乌村、瓦来村、革祖村、务波寨、自可寨、革撒村、六竹瓦村、剌乌瓦村、骨得村、瓦乌寨、干能村、节里村、剌肉瓦村、四不乌村、剌儿瓦村、鸡月口瓦村、目枯瓦村、列节可村、八若村、肉苴瓦村、扒麦瓦村、合兀瓦村、剌可瓦寨、掘卜村、卦革村、石瓦寨、木剌村、着苏鲁村、却瓦村、普奴瓦村、耳姑村、母落村、月帖村、晚西古村、则乌村、剌兹瓦村、多阳寨、可捏村、约普村、纳柏村、白盐并、黑盐井、剌灭瓦寨、纳巳河村、六瓦水寨、鲁普瓦村。”[4]

从上面所列白盐井、黑盐井看，左所土司势力范围东达今盐源县城（白盐井）、盐塘（黑盐井）一带。

旅途中的左所贵妇 庄学本拍摄于上世纪四十年代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左所头人喇世英“投诚”后，“颁给印信号纸，住牧左所土多舍寨”。康熙末年、雍正初年喇南仲曾带兵“从征喇汝窝番夷”“永宁夷匪”，立有军功，曾分别赏给四品、三品顶戴朝帽及其他物品。据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编纂的《四川通志》记载，左所土千户西、南、北分别与永宁、蒗蕖、前所土司接壤外，东面疆界至卧罗河，管辖1201户，其范围略与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左所区范围同。据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四川通志》说它管辖525户。80多年间不但不增加反而少了一半。还有左所喇氏家谱嘉庆道光年间散失了一代的记载。喇国玉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任职，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喇邦德袭，他系“宗嫡长子”，喇国玉不可能在位70年（1788～1858年），中间肯定有喇□宗，而恰恰在这一段时间，其所管辖百姓剧减，可能是出现了要避讳的内乱。同治六年（1867年），喇邦德在云南回民起义军围攻盐源县城时，“带练防剿”有功，“赏加二品顶戴”。据光绪十九年（1893年）刻的《盐源县志》记载，左所土千户“其地东至沙打凹塔耳山四百里交县境界”，“所管番民共一千零一户”。

清初，彝族逐渐迁入盐源县，近百年来人口大增，黑彝奴隶主与原有麽些土司冲突也日益加剧。1923年，左所土千户喇宝成曾带兵去打卧罗河以东盐塘、博大一带米家、胡家彝族，结果被打败。20年代末，左所还受到北面藏族农奴主的侵扰。土司衙门破败，“土司的家庭已丧失在他们百姓中的权威，而且已无力管理他们的领土，连土司本人也几乎被俘”，成为彝族奴隶主阶下囚，左所境内彝族人数已超过麽些人。

约在1940年，喇宝成到雅安拜会当时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并娶了刘部下肖副官的女儿为妾。在刘的支持下，左所土司地位维持住了，并当上了西昌专员、团长等职。

左所末代土司喇宝成的王妃肖淑明

（二）政治制度

左所土司政治制度与永宁土司大同小异。统治机构组织是土司、总管、头人和大小伙头，并与宗教系统堪布、“拉查”密切结合，后来加上民国政府的区、乡、保、甲制度，就变成了三位一体。后两者多数由土司的亲属和大小伙头担任，只有个别汉族占多数的村寨由汉族担任。

土司制度下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

1.土司

长子继承，无子则由弟袭职，无子无弟则由土司妻承袭，称“护理”。若“护理”年轻，可从土司亲属中招人上门，与“护理”所生子可承袭土司。土司一般实行本族内等级婚制。

2.总管

一般由土司之弟或有才干的亲属充任。由土司与众头人协商后选定。俗语说：土司是全权、总管是半权。如遇土司软弱无能，总管就可能独揽大权。

3.头人

除喇姓外，还有李、杨、周三姓，共有80多人，分散在各村寨，村有几个头人就要轮流当班：

（1）中头人。到土司衙门值班，分年初、年中、年末三班。一班两人，负责经济和司法。

（2）“管人”。由每村头人产生，负责管理村中事务，三年一换。

（3）“修柏”。专门负责管理土司衙门监狱。

头人由土司拨给土地，但不上粮，他为土司收粮时，可另收十分之一的“刮斗费”。办案中可分一部分罚款，土司、总管、头人分配比例是4：2：1。头人在衙门值班时，伙食由土司供给，免除部分负担。

4.“责卡”

“责卡”即土司的百姓。1950年，土司共辖36个村庄，其中7个为“麽些”，29个为“西番”（普米）。据50年代初期统计，“麽些”有4794人，“西番”1850人，百姓地位是不变的，既不能上升为头人，也不能下降为家奴，在土司境内可自由迁移，但不能迁出境外，每个村子各有大小伙头一人。

（1）大伙头。其职责是调解本村纠纷，接受土司指派的任务。他的土地不上粮，百姓酿酒杀牲时要给他敬酒送肉。

（2）小伙头。其职责是跑路找人、催粮收粮。

5.“苦恨”

“苦恨”即家奴。共有80余户900多人，大都住在土司衙门附近，均各自有家，少数住得远的，也不超过半天路程。家奴从土司家领种“火其地”（意为吃稀饭的地），不上租，家奴负担土司家内劳动，每半月轮流一次，每次16人：背水2人、放牧1人、做饭1人、领娃娃2人、奶妈1人、喂猪2人、管佛堂喇嘛1人、贴身护卫3人等。各户职责相应固定。此外，每户要派1人为土司采集火草和绩麻纺线1个月。土司家红白喜事也要家奴服役。

家奴世代相传，不能上升为百姓，也无迁移自由，土司也不能随意屠杀和出卖家奴，家奴与百姓争执，土司一般偏护家奴。土司女儿外嫁，一般要抽家奴2男2女陪嫁。

6. 佃客

居住在土司境内的汉、彝、苗等族居民称为佃客。有一部分是土司招来种地的，要向土司、头人付出相当数量的“押银”来租种土地。佃客可自由迁出迁进。佃客上租时，另加十分之一给小头人，土司家红白喜事佃客要送礼；在腊月，每个保甲要送约15公斤重的一头猪给土司。

此外，各等级之间，还有一些行为规范。例如，家奴不能戴金边帽和毛质头帕，不能穿细麻布、棉布和绸缎，不能用帕子包头，不能用花丝线和花绒线扎头发，不能用毡垫，不能住瓦房，不能穿有领长袖衣服，见士司不能穿鞋，百姓骑马不能挂铃铛，过土司门前要下马等。

还有一整套刑罚、刑具和监狱。对百姓来说，打官司也是不容易的。光绪《盐源县志》称：

“何人聚讼到门前，

蠢尔夷民亦可怜。

铁锁论斤三十六，

牛羊输尽又输钱。”

原注：“夷民构讼，土官各令出牛羊若干，然后审理，负者再输钱，否则系以铁锁，轻者三十六斤，重者八十斤云。”

左所土司的堪布（中） 洛克拍摄于上世纪二十年代

（三）经济制度

左所土司直至1956年前，还较完整地保存着领主经济制度。

1.土地制度

泸沽湖东北部沿湖地带是左所土司统治中心，全部土地都属于土司及其家族（总管、头人）所有，其他各阶层只有使用权和典当权。土地按其性质可分为四类：

（1）官地。由土司直接经营，由百姓无偿地为土司耕种，收获全归土司。

（2）红照地。由土司把地分片租给大小伙头，伙头再转租给百姓耕种，收取实物地租，这样，大小伙头一般成为二地主。也有少数汉族佃客直接向土司承租“红照地”的，但数量很少。

（3）“清身地”。百姓向伙头租来的土地，或百姓等级的差地，遇到劳力不足或其他原因，除留一部分自己耕种外，以一部分转租给别人，承租这类土地的叫“打清身”。地租采取分成，一般出租户出种子者对半分，佃户出种子者佃六主四，也有佃七主三成者。

（4）差地。土司把百姓“差地”分为“儿马地”“牯子地”“母牛地”“羊子地”“伕马地”等类，承担各种类型负担。例如，领种“儿马地”百姓，以村为单位，每年定期，以及新土司继位和应袭土司成丁礼时交纳儿马一匹，其余类推。此外，每年向土司上粮3～5斗、麻籽9斤、麻布1块、麻绳1根、茶15筒、盐30斤、酥油1斤、酒1斤、鸡1只、猪肉半斤、松明5背、鱼虾5斤、菱角1-2斗。同时，每年每户要为土司种官地、筑碉堡、盖房子等服无偿劳役约160天。

2.超经济剥削摊派

制度化了的无偿劳役和超经济剥削摊派，正是领主经济的重要支柱，左所也很典型，名目繁多，达几十种，如：

（1）收租费 收租时佃户出1只鸡、1坛酒；

（2）括斗费 租之十分之一；

（3）柴山税 每年每户3～5升粮；

（4）水费 每年每户3～5升粮；

（5）住地税 每年每户1～3斗粮；

（6）封山、开山税 每年每户16斤粮；

（7）羊场税 见十抽二；

（8）过年礼 每年每户猪肉3斤、酒3斤、茶2筒；

（9）婚丧税 以小伙头辖区为单位，送羊或猪一头、酒12～15斤、小菜1背、茶2筒、布帐1顶；

（10）封印、开印税 每年派一头猪，一年一村，临时指定；

（11）火草税 每户1两；

（12）麻税 种麻户每年交麻籽3～4升、麻1斤，每村交麻布7丈；

（13）青刺果税 每户交3～5升，供榨油；

（14）松明税 每村交2次共32斤；

（15）鱼税 渔户交鱼8～9斤；

（16）打猎税 每年年底叫青壮年上山一次，猎物归土司；

（17）屠宰税 杀猪者交猪腿1只；

（18）祭鬼、敬神税 每年2次，每次牯子牛1头，由各村轮流负担；

（19）小手工业税 凡编织物要上税；

（20）报丧税 百姓家死人，送肉3斤、银元3～5元给土司；

（21）过山保路费 行人过关卡要上税；

（22）见汉官税 汉官来左所要摊派银子；

（23）银子税 每年摊派3次，富裕户每次3～5元，贫困户1元。

其他凡种核桃、板栗、梨、圆根（蔓菁），养猪、奶牛，采菌子、菱角、菖蒲、松子以及养蜂户都要交税。总之，土司境内天上飞的、地上长的、水里游的无类无税。

此外，土司还要强制性放高利贷，“八斗九年（变）三十石”，利率是相当高的。

据光绪《盐源县志》记载：“土司五年大派，三年小派，名为年例”，“不论山田与水田，粮差有例古相传，伙头到处林林醉，派过三年又五年”。这里说的还不包括上面所说的那些超经济剥削，但“伙头”走到哪里就醉到哪里，农民负担也可想而知。

织带子的左所土司妹妹 庄学本拍摄于上世纪四十年代

（四）宗教制度

左所有喇嘛，多是噶玛噶举红帽系，其中有一寺是黑帽系，还有达巴教。

左所有一座大寺、五座小寺，共有喇嘛400余人，至1984年尚有96人。喇嘛平时在家种田、念经，做法事时才到寺庙中去。

全区喇嘛首领为大寺堪布，由土司次弟任堪布，土司无弟则在喇嘛中推选。1949年，土司喇宝成自己兼任堪布。

左所大寺每年收租395斗，有高利贷资本5000银元。每年正月十五、二月十五、七月十五、冬月十五和腊月十五举行庙会时还要向农民摊派钱、粮、酒、肉等。百姓死后，要请喇嘛超度，富裕者每户要花100元以上。

附表7-5 左所土千户喇（剌）氏世系表

喇宝成（斯匹儿清），又名喇鸿翥，1905年生，曾任盐源县政协委员等职，1975年去世。

左所土司喇鸿翥 庄学本拍摄于上世纪四十年代

二、中所土千户

中所土千户喇氏管辖土地，包括今盐源县西南部和盐边县西部。治所在今盐源县黄草坝。

明代初年与左所连称为中左所，清初仍封土千户。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土千户喇廷相带着贡品去北京进贡。道光年间，土千户直辖485户，有1200多人。

中所地区物产丰富，据说乌木河、岔秋河山谷间和择木龙一带，有丰富的天然铜，同时也是比较富饶的农业区。森林草场也极好，在盐源、木里、盐边诸土司中，其富仅次于木里。

1924年，盐边士匪首领雷云飞挑动川滇黑彝奴隶主，“连年由盐边进袭盐源未逞志”，“遂大肆焚掠”；“官兵”在进攻元宝山中，全军覆没，中所土署被烧。

当时土千户喇成杰年仅数岁，随其母流落梅雨堡，其母“曾于事前搜罗历代积存之轻软物秘寄（藏）人家，至此亦被瞒昧”而忧愤而死。喇寄居熊总管家，所务归熊管理，及壮，娶熊女为妻。

中所土署被焚后，许多彝族从冕宁等地陆续迁入，当地居民民族结构起了根本变化[5]。

附表7-6 中所土千户喇氏世系表

三、右所土千户

右所土千户在雅砻江西岸地带，即今盐源、盐边县东部。

右所土千户在明代就已设置，在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仍授土千户。

右所土司在乾隆初年也曾发生内乱，应袭土司八镇邦为弟所杀。

右所境内盛产铜、铁、金等矿，河谷地带农产丰饶。进入民国以后，土千户腐败不堪：

“土司之骄奢妄僭，淫佚坐食，各所司为故常，偶遇事变，则以典当土地，放卖山场、林木、药材，暂济眉急。饮鸩止渴，恬不为怪。右所杉木森林采办殆尽。膏腴田地悉以‘红照’抵押，官租无多，在前犹为汉佃所当有。嗣以民初禁烟，附近市场道路之地，靡不青苗芜芜，恣意种割。民（国）初，数年间，烟价昂贵，汉人金银膏血概为吸收。狡黠贪利之徒不惜暗购快枪子弹、白药等武器偷卖夷巢，攫取重利，甚有军、政、豪绅，狼狈营业于夷巢者。

盐源罗罗之富有，莫逾于右所境内。土地管辖（权）是渐转移。

右所土司权力之衰弱，实自现土司八全忠之父昌爵始之。昌爵馔儒暗弱，昵中所逃娃麽些杨华清，宠爱狎亵，无所不至。华清小有才智，总揽大权。驾奴属夷，渐失威信。连年构讼，土地财产损失颇巨。昌爵以属夷估抗剿办无效忧伤病死，其族属谋杀华清。

此后八全忠袭职，寡妇孤儿，地位难保，就抑尊就卑，联结毕苴芦马头，置枪设防。在1929年冬，滇军胡若愚兵败入川，道经右所之地，八全忠不自量力率士兵狙击。滇军于是火焚中所土署，前人惨淡经营缔造之伟大建筑，竟付之一炬，仅有形式不绝如缕之右所世业，至是形而不保矣。”

右所土千户府遗址 沙辉 2017年摄

滇军走后，八全忠长期寄宿葛家，以经营其外五地之杉木、烟土，而凶暴不减当年：

“日以旧规苛杂厚敛其佃。有持正义反抗，如江边红果之民团，请其减免颗粒尖斗，竟能横暴。将团首刘吉清抄没家产，掘挖坟墓，残杀子女，以致连控上峰缠讼不绝。至其属之畜马，稍有可意，仍持其高压手段，横加谋求，逞欲不遂，辄加抄掳，激成各夷连络反抗，两败俱伤。其专横残敛，仍不减旧日也。”

右所土千户境内，除树河有一所初小外，无一学龄儿童受教育[6]。

附表7-7 右所土千户八氏世系表

右所土千户府遗址之碉楼 沙辉 2017年摄

四、瓜别安抚司

瓜别在盐源县城北160公里的小金河与雅砻江汇流处，与木里、冕宁、西昌三县市交界，诗称“奇险共推瓜别寨，高松蔽屋石撑门”[7]。又盛产黄金，历来是个神秘而又多事的地区。

瓜别土司府遗址

玉珠迫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投诚”授安抚司，其子己角补别于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年（1733年）从征川西藏族地区，道光、咸同年间己国富三次出征立功。光绪末年，己廷梁曾于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02～1905年）多次出兵保护洼里金厂，“安靖地方”。

但又据《盐源杂咏》称，“瓜别山水凶恶，数为叛逆”[8]。

瓜别土司房子 弗里茨·魏司1910年摄

20世纪20年代以来，瓜别土司与黑彝奴隶主冲突。土司的衙门原来在洼里对门坡上，后来才搬到苏那崖，形势十分险要。

据说，1923年土司己尔沛娶了一个百姓女子，土司家族不同意，管家约彝族马陆家、安胡家来打，当时约定三条：一是只杀土司本人；二是不抢土司家产；三是土司由其叔来当。但那晚上去了200多人，是从山后打进去的，把土司杀后就不可收拾了，土司家有一桶汽油，众人不知，往火塘里一倒，引起了大火。土司的儿子跑到木里，才幸免于难。但瓜别土司也从此不存在了。

瓜别安抚司入口 弗里茨·魏司1910年摄

附表7-8 瓜别安抚司己氏世系表

瓜别区的洼里金矿开采 弗里茨·魏司1910年摄

五、古柏树土千户

古柏树在今盐源县城东北20公里，《盐源县志》称：

“古柏树一名古柏夫，与百户音近。明太祖时，有土百户毛海。毛氏灭，郎氏始兴。或曰，县之南为柏林山，元以柏兴名府，一名州，又为柏兴千户所。古柏树实县屏蕃，故独以柏号云。”[9]

毛海，史上确有其人，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建昌指挥月鲁帖木儿叛，蓝玉率兵至柏兴州，遣百户毛海以计诱月鲁父子，执送京师[10]。而明代“郎氏为豪族，能制董遮诸夷，邑赖以存”[11]。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郎俊位投诚清王朝，授土千户。乾隆四十九年（17148年）郎世忠曾带着菖蒲、茯苓、熊胆、蛇胆、藏香、麝香、豹皮、狐皮等土特产进京朝贡，次年回寨。嘉庆七年（1802年）、十三年（1808年）、十九年（1814年）、二十四年（1819年），郎世忠父子多次“遣舍目代觐”。道光六年（1826年），郎廷芳也曾入京进贡。咸丰三年（1853年），他再次进贡，获四品翎顶。

土千户郎氏先后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二十二年（1842年）、咸丰四年（1854年）、十年（1860年）多次奉派出征，卫护县城。俗称其为“巡城兵马司”，也可能由此而来。

古柏树土千户还管阿撒、禄马六槽两土目（马头）。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有585户，共1461人。

附表7-9 古柏树土千户郎氏世系表

六、毕苴芦土目（马头）

毕苴芦在今盐边县中部新坪乡一带。

毕苴芦土日系纳西族，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葛应魁带练随征宁蕃瓦都瓦尾有功，提督岳钟琪奏发委牌”，得封土目[12]，俗称马头，即为管理远地村庄之钱银首长[13]。

毕苴芦土目葛氏善于经营，在清代先后向盐井卫（盐源）指挥张松及盐井地主董、邓、周三姓和中所、左所、马喇长官三土司取得地权，进入民国时期，中所土司衰败，左所土司没落后，他将两所在盐边的土地所有权据为己有。特别是中所土署被烧后，产业底簿完全丧失，葛氏更是有恃无恐。

民国初年，土目葛世藩多病而笃信天主教，而其远房叔葛绍武及其子葛世槐觊觎土目职位已久，在1929年拦击胡若愚滇军时又搞到一批枪支，便买通“宁属办理夷务”司令羊清泉，将葛世藩诱至西昌法国天主教堂医病、将其毒死，便以“兄终弟继”为借口，由葛世槐任土目。

葛氏父子进一步投靠民国政府及其军队，先后任夷务处长、屯垦委员、夷务大队长等职。1942年，葛氏在其属地，抽调汉、苗门户和佃户丁壮，组织了8个武装大队，势力延至全县、并逐步征服了该地的彝族奴隶主统治地区。

葛氏强迫当地百姓种鸦片，盐边成为川西主要鸦片产地，年产10万～12万两。葛氏“烟款”收入占其一半。葛氏又把烟款20%上缴给西康省政府，而取得了葛氏在盐边生产鸦片、黄金和税收之权，以及统销布匹、棉纱、洋广杂货以及派捐的特权。

1945年转而投靠蒋介石，任“金江上游守备司令”，1949年收缴了西康刘文辉派来的武装屯垦营的武器，并赶走了刘派来的县长。葛氏武装力量有5个团，3000多支枪，2门炮，任（胡宗南军队）第二纵队司令。

葛氏父子集封建领主、地主和武装草头王为一身，用套买、诱让、唆讼、高利贷、强占等手法，从衰落的中所土司和土司的典当户手中兼并了大量土地，其庄田南北约200里，东西约120里，佃户有862户，收租约84万斤。此外，还有许多劳役、派款、贡礼等额外剥削。[14]

附表7-10 毕苴芦土目（马头）葛氏世系表[15]

七、其他各所土司和世系

前所 在左所的北面，西与云南永宁土司相连。明嘉靖年间，管47个村寨。清光绪年间，仅管8个村65户457人。

近代前所陷入内乱和外扰的动荡之中，一度被木里土司接管，后来仍旧还给了阿家。

前所在明代是土千户，至清降为土百户。

后所 明代是土千户，清是土百户，在今木里县西南角木里河边。清雍正十三年（1933年）有27户，道光十六年（1834年）74户105人。

据说后所内乱从明始，当时“土官虑其弟难制，请兵于木里杀之，许割列瓦等寨犒师”，结果，只剩下一些贫瘠山寨。当时他们“自呼为两张皮”，有首诗称：

“一家骨肉构嫌疑，

门内称兵更乞师。

割地偿人犹未灭，

可怜部落两张皮。”[16]

至于木里安抚司项氏系藏族，其属下俄亚、达住（原属木里，现属盐源）、博科、项足等地有许多纳西族，特别在俄亚设有世袭“木瓜”，一直沿属到1950年。

附表7-11 前所土百户阿氏世系表

表7-12 后所土百户白氏世系表

八、五所四司土司衰落的因素

川西“麽些”土司多数建于明，盛于清初，延至民国，长达500余年。但近100多年以来衰落不堪，难以为继，风雨飘摇，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自然地理因素

五所四司位于滇川两省盐源、永胜（永北）、大姚、宁蒗（永宁土府、蒗蕖土州）、西昌、冕宁、稻城（稻成）、德昌（昌州）、盐边（盐边厅）等9县交接地区，除少数地方外，山高水险，自然条件险恶。直到1950年，交通闭塞，远离县城和发达经济中心，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

（二）社会历史因素

五所四司恰恰位于滇川藏彝走廊结合部，西部是辽阔、势力强大的藏族地区。清乾隆时，两次（1747～1749年、1771～1776年）用兵大小金川；清末，又有赵尔丰用武力对川西藏族地区改土归流，也长达4年（1908～1911年）。东部是彝族土司和黑彝奴隶主地区，山头林立，互不统属，民族矛盾尖锐对立，在清王朝统治的200多年时间里，对四川大凉山彝族的征剿竟达20多次。近代，凉山境内大量种植鸦片，在涌入大量白银的同时，也流入大量枪支，达10万支，户均1支。民国地方军阀在近30年中，征剿达20多次，凉山本身也冤家械斗频繁，单土司土目被杀者达10人。由于藏族、彝族地区矛盾突出，从而使地处边隅、人口稀少的五所四司地区，被历代政府“视若瓯脱”，明清两朝多次改土归流均未触及，从而使其原有的农奴领主制度相当完整地保持了下来，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土司本身错误的政策

乾、嘉以后，一部分汉族农民进入土司地区，向土司“佃耕土地，披荆斩棘，造屋导水”，使盐源山后一带“沿途数百里，大道康庄，人烟繁密，稻谷禄丰，谷类之收益，倍于堰田”。直接动摇了土司统治的社会基础，他们不仅不从改革吏治、适应社会发展来图存，反而采取两个愚蠢错误的措施：

1.“招夷作佣，抵制汉佃”

有调查报告指出：

“在清道光以前两盐（盐源、盐边）因雅砻江之隔，尚无倮夷迹。迨后瓜别、中、右各所土司，为抵制汉人佃垦之故，由西昌、冕宁两县招致倮夷以作佃户。授以荒田，听其垦牧，纳租当差。初极恭顺，嗣后来者日众，土司不能控制，官厅无法治理，遂至猖獗日甚一日。计麽些、西蕃、汉族之被其杀掳、驱逐、捆卖，即盐源一县，近二十年间不下五万人。至民国初年，相继发生了“瓜别土司被戕”和中所土署被大小黑彝奴隶主焚毁，“将汉民六、七百户之黄草坝两端村落悉教焚逐。汉、蕃、摩娑（即磨些）之死亡流离被捆掠者千家以上，不惟数百年煊赫之中所因此残破。而两盐数百里交通要道，亦自此梗阻”。事实告诉人们，保守落后的封建土司，引进落后的奴隶制度，用奴隶主来抑制先进生产力，导致历史的大倒退。”

2.种稗禁稻，“闭拒外人”

“左所‘管辖之半为草海，最宜牧畜，且适稻谷，前此为闭拒外人入侵，虽有膏腴，禁止开垦。如所辖稗里二地，平坦辽阔，富有水源，亦只种植稗谷，黑油菜子，藉以表示荒瘠，而杜汉族之迁居也’[18]。

土司实行愚民政策，不准种水稻，不准向汉族学先进生产技术，生产水平低，每亩产量才100多斤。”[19]

这样，最终导致了土司的衰败，“当时九土司衰败者九占其六”[20]。只有木里项氏、古柏树郎氏、毕苴芦葛氏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在三四十年代稍有实力。

九、五所四司土司文化习俗

一般地讲，盐源东部地区因民族杂居，汉族迁入的比较多，文化较高。据光绪《盐源县志》称，“瓜别、中所、右所各土司皆教民读书；右所八仕昌之弟并侄俱为诸生”，中所土司喇用中“嗜种花”。该志还有两首诗反映了他们文化的一个侧面：

“五所官皆麽些种，

居然野鹤立鸡群。

试听阶下番蛮语，

口齿还当让一分。”

“蛮荒雅化近振振，

解读诗书学汉人。

堪羡八家诸子弟，

竹林同伴采香芹。”

西部左所、前所一带文化习俗基本上与云南永宁摩梭人相同。下面把光绪《盐源县志》有关习俗的资料和诗摘录于下：

（一）婚姻

“土司娶邻土官女，始得称嫡所出，乃得嗣职，否则谓之骨头不重。土官家迎娶，前马者戴盔被藤甲，数人吹喇叭以导。”

“万千夷众乱如麻，

小主登场静不哗。

承袭古来无长幼，

骨头轻重看娘家。”

原注：土司类皆为婚姻，生子得袭职，次惟土舍之女所出者，否则夷众不服，谓骨头轻，不堪袭职。

（二）丧葬

“麽些则缚木如床，置尸其中，迁户外，亲属各以酒肉至，男女屈一足相携而跳，歌呼达旦，谓之跳锅庄。其大户则数男子兜鍪藤甲，执剑旋折而舞……收灰骨而归贮于匣，妇女环向歌哭，明乃延夷巫，俱诣深山埋之，各有瘗所，上竖喇嘛幡，岁时亦往酹也。”

（三）宗教信仰

“喇嘛为西番、麽些诸族所崇，其土司尤信之。木里境内经堂最多，亦最巍耸而矞丽，甃石构木，高若浮图，固若碉楼，中极幽遽，奉小铜佛观音文殊画像，旃檀馥郁，地洁无纤埃，聚喇嘛其中，晨夕梵呗，铃铎声聒耳。五所土司寨亦有之。”

“喇嘛分黄红教，笮属（即盐源）皆习黄教者，持焚呗殊正。间有习红教者，多邪术。”

“巫者曰东巴，亦习梵呗，其经与喇嘛不同，所禳者多水鬼，凡井泉洼池，皆以为有鬼居之，莫敢犯。其禳祷之法：削木片以炭画山魈魍魉状，并捏面肖牛首蛇身各像，缚草屋，剪纸帜，击羊皮鼓逢逢，手摇铃琅琅，箕坐诵，终日乃送诸门外。若祈年祷雨，则夷众醵资，聚巫于山中，烧烟割牲以咒，谓之说山。其巫有能降神者，神既附巫则狂跳跃，烈火中烧腰镰铧头之，内口含手弄或嚼红炭、含沸油而喷之，舌刀吐火，夷固原有此幻术也。”

“祸福前知见一斑，

官厅打鼓聚群蛮。

不看索卦看鸡卦，

整顿衣冠始出山。”

原注：夷人有索卦、鸡蛋卦，小试辄验，土官出山，尤加意云。

（四）节日食俗

“正月无工不下田，

家家酿酒逼清泉。

猪膘百个柴千背，

村户团圆庆过年。”

原注：夷俗逢十二月择日宰牛羊猪，连毛去骨整酿名曰猪膘，九所土司俱然。惟左所土司喇光远制造最佳；青稞酿酒，临饮以水泡之，名曰糟罐子，夷语“㱔喇嘛”（即梭里玛酒）；多积薪柴，名曰年柴。自正月至十二月坐食待完云出门生理，以此角富。

“官儿声价重如山，

拜节奔忙共往还。

百个猪膘千瓮酒 ，

一时歌舞遍诸蛮。”

十、木里俄亚“木瓜”

木里原系盐源县一个部分。木里藏族土司六藏涂都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受封安抚司以来，历代相承，相传21代，直至1949年。

木里土司制有自己的特点：一是木里土司必须是出家当喇嘛，才能承袭土司之职，故土司又称大喇嘛；二是土司由在任土司的兄弟或侄儿承袭；三是有候袭制度，即从贵族八尔家族中挑选一年幼聪慧者出家为僧，学习藏文、经书、统治方法，一旦土司去世后，便接任其职。鉴于木里土司制度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对纳西族地区统治相当牢固。

俄亚大村 苏国胜 摄

木里土司在纳西族聚居的俄亚大村设“木官”（纳西语称“木瓜”）之职，世代相传，相当于“店班”（汉区保长）。但因地处与云南接壤的边缘地区，具有一定的势力，故授“姑擦”（土司代理人）等级，有权处理辖区内一切行政事务[21]。

俄亚纳西族有400多户2000多人，相传在14世纪末，丽江木土司管家瓦赫戛加常来俄亚打猎，开春后携带猎物回丽江，年复一年，便对此地产生浓厚的兴趣，征得木氏土司同意，便率其百姓迁往俄亚。据说跟他来的有巫师东巴多塔、牧羊人渣合迟理、赶马人望莫等户，在龙打河北岸定居，生活安定。后来发生一次洪水，居民损失很大，事后又从丽江、大理、香格里拉、稻城、鹤庆等地迁来数十户纳西、白、藏和汉等民族。由于纳西族居多，又受丽江木土司统治，其他民族变服从俗，逐步变成了纳西族。

瓦赫戛加就是现在“木瓜”家的始祖，是俄亚地区的开拓者，因此被丽江木氏土司认定为俄亚地区的世袭头人。后来，木氏土司被改土归流后，木里土司也承认这个历史形成的事实。从瓦赫戛加到1956年最后一任木官梭拉打吉，共有20代，每代以25年计算，则建寨有500年左右的历史。大约明朝景泰、天顺年间，是木氏土司强盛时代。至今在俄亚还有木氏土司建造的石堡、烽火台、兵营、梯田等遗迹。有关木瓜家的传说是可信的[22]。

木瓜受木里土司委任为俄亚地区的统治者，木瓜之下有甲布、麦色、扼所、白瓜（以上相当于村长）、马车（带兵官）等大小官员。

1950年以前，木瓜下辖百姓299户（以纳西族为主），每年要给土司衙门服各种兵役和沉重的劳役，交纳赋粮、金粮、铁粮及其他苛捐杂税，过年要给土司和木瓜送礼。百姓中有土差两户，可免去粮赋及其他苛派，但要为土司和木瓜催派差粮、传令，是他们的侍从。

佃客96户（汉族为主），属于木瓜的62户，属于百姓的34户。他们不给木里土司上粮服差役，只向佃主交地租和服无偿劳役。

木瓜还有私人奴隶30～40人，为木瓜服家务杂役，在高山牦牛场放牧，在7个庄园内从事生产。

木瓜每年向木里藏族土司送拜年礼，有猪肉3驮，约130斤，以及其他金银、猪羊若干[23]。

参考文献及注释：

[1]《元史·地理志》。

[2]《明史·四川土司传》。

[3]见《清史稿·四川土司传》，文中作“麽些夷”。

[4]《金声玉振集，边防勘夷情》，转引自《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民族出版87年版，第233页。

[5]参《盐源县九所土司概况》（1936年）、叶大槐等《盐边民族志》（渡口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翻印，1985年），右所资料出处亦同。

[6]叶大槐等：《盐边民族志》，渡口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翻印，1985年，第59～62页。

[7]陈一崖：《盐边县志》，同治甲戌（1874年）抄本，内录王濯亭《盐源杂咏》。

[8]同上。

[9]《古柏树土千户郎廷芳墓志铭》。

[10]《古柏树土千户郎廷芳墓志铭》。

[11]参《明史》之《蓝玉传》《四川土司传》。

[12]《盐边厅乡土志》。

[13]《盐源县九所土司概况》，1936年。

[14]参叶大槐《盐边毕苴芦土司调查》《盐边民族志》等书。

[15]叶大槐：《盐边县毕苴芦土司调查》。

[16]《盐源县志》，同治抄本。

[17]四川大部分土司世系，参见[美]约瑟夫·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笔者在盐源县政协的调查访问。

[18]参叶大槐《盐边县毕苴芦土司调查》及所引《宁（远）属调查报告》（1935年）、《盐源九所土司概况》（1936年）、《渡口文物考古、历史、民族研究资料选辑（第一辑）》（渡口市文物管理处1985年版）。

[19]《盐源县左所区沿海乡“蒙族”情况调查》，1961年，盐源县档案馆存。

[20]参叶大槐《盐边县毕苴土司调查》及所引《宁（远）属调查报告》（1935年）《盐源九所土司概况》（1936年）、《渡口文物考古、历史、民族研究资料选辑（第一辑）》（渡口市文物管理处1985年版）。

[21] 参《木里藏族自治县概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22] 参宋兆麟《共夫制与共妻制》，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6-7页；《四川省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据说木官家谱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毁。

[23]参《木里俄亚纳西族概况》，载《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执行主编 和志菊

责任编辑 石刘栋 杨杰宏

文章来源 《纳西族史》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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